中国足球矛盾：俱乐部购买力与国字号球队竞技水平的反差
现阶段中国足球最大的矛盾，是俱乐部无限扩大的购买力和影响力与各级国家队竞技水平的反差。
1月16日上午，22岁的高嘉润像往常一样来到酒店餐厅吃早餐。他从1月4日起就随天津泰达在西班牙马拉加进行第二阶段冬训。赛前准备期的单调、枯燥、疲劳，无疑是对年轻球员的重大考验在国内足球联赛效力的香港球员，但这个上午，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听到队友们窃窃私语后，高嘉润完全不敢相信，“当时心里有点慌”……
西班牙时间凌晨1点，北京时间同日早上8点，中国足协在官网正式公布了《关于调整中超、中甲联赛部分相关规定的通知》。文中称：
1、2017年中超联赛出场外籍运动员（含亚足联成员协会运动员）共计3人，外籍运动员（含亚足联成员协会运动员）注册报名规则及人数保持不变；
2.2017年中超、中甲联赛参赛名单中，应至少有2名U23国内运动员（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进入比赛，其中1人为首发。
几乎一夜之间，高嘉润等球员就接近球队首发。和这位U23辽宁小将一样吃惊的，还有他的队友杨泽翔，“真的非常吃惊，没想到我们这个年龄段还有特殊政策。”通知正式下发当天，高嘉润、杨泽翔等4名U23队友全部被主教练帕切科安排进小组对抗阵容，而入队仅一年的高嘉润则直接被安排进主力阵容。对于上赛季身披42号球衣却未出场一场的后者来说，足协的一纸通知几乎为他进入首发11人铺平了道路。
有人欢喜有人愁。在高嘉润等人为U23出场名额有保障而感到惊喜的同时，更多的媒体和俱乐部将目光聚焦在外援的减少上。相比于依然保留的4名海外球员+1名亚洲球员的报名规则，中国足协出台的外援出场新政策可谓是“开足马力”。简单来说，中超球队18人参赛名单中无论有多少外援，最终比赛的出场次数上限为3人（不分海外、亚洲）。要知道，上赛季中超外援出场名额是3人（海外）+1人（亚洲），换人不算，原则上当场被纳入18人名单的外援都有出场机会。
对于已经进入赛季准备期的中超球队来说，如此巨大的变动无疑是晴天霹雳。距离新赛季开始不到两个月，球队的规划、准备甚至人员调配都要重新写。而且，这样的政令是在转会期颁布的，在职业足球中并不多见。这与职业联赛传统的提前一年讨论、审议、审批有很大不同。
作为中国足坛的新人，目前正在迪拜指导上海上港冬训的博阿斯有话要说：“这样的规定应该在2017赛季结束之后或者合适的时机正式实施。要知道，大多数球队都是按照之前的规则制定新赛季计划的，现在2017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样做不太合理。”而对于中国足协针对U23球员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葡萄牙人并不乐观：“我理解足协培养年轻球员的想法，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样的政策只会催生U23球员更大的金钱泡沫，他们的转会费会不断飙升，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好，只会事倍功半。”
博阿斯的发声代表了部分圈内人士的意见，效力于上海绿地申花的秦升也在个人微博上直言：“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能不能一步步完善……U23集训怎么办？联赛停赛？U23球员受伤怎么办？不敢想象！能不能一步步改变？2018年外援3+1，2019年要求U23及以下球员有出场时间，2020年必须U23为主力，球员人数也要有要求。一步步提高联赛质量才是中国足球唯一的出路，别让联赛质量越来越差，球迷数量和关注度越来越少……强行求成不是好事，别到时候中国足球就成了笑话。”
当然在国内足球联赛效力的香港球员，有质疑的地方，也有支持的声音。现任上海申花青训总监的范志毅表达了与秦升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次出台的方案很好在国内足球联赛效力的香港球员，这会让更多本土年轻球员有表现的机会”，“范大将”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足协比较务实，在寻求正常的市场规律，出台这样的政策对年轻球员也是一种激励。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不会影响中超的精彩程度，政策是公平的，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毕竟中国足球的未来需要中国球员自己去实现。”
在拥有200多万微博粉丝的“搜大足球”平台上，共有9600人参与了对新外援及U23政策的投票，其中，1500多人投票“支持”，7500多人投票“不支持”，500多人投票“无所谓”。
其实，早在去年6月，中国足协在贵阳举行的注册训练会上就透露，为配合亚冠联赛“3+1”外援政策，中超联赛很可能在2018赛季实行同样的新外援政策，而对于即将到来的2017年，则将起到承上启下、承接过去与未来的过渡赛季的作用。
去年12月，中国足协向中超各俱乐部发出了《关于修改外援注册条件的征求意见稿》，拟“将原有的外援上限由‘4+1’调整为‘3+1’”，但由于只是征求意见，各方态度较为微妙，并未形成明确意见。由此看来，中国足协最初的计划很可能是2017年过渡，2018年3+1外援，一切按计划进行。然而，去年年底，随着上级官员不断对中国足球发声，这一原计划也被放弃。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足球最大的矛盾，就是俱乐部无限膨胀的购买力和影响力与各级国家队竞技水平之间的反差，去年总支出约2.92亿英镑，今年又花了1.4亿英镑，连续两个冬季转会窗，中超联赛超越欧洲五大联赛，成为全球最昂贵的职业联赛。然而，在过去的24个月里，中国各级男子国家队的成绩却停滞不前：2014年亚青赛，中国队1胜2负，小组赛即被淘汰；2014年亚青赛，中国队从小组赛出线，但在1/4决赛中被卡塔尔淘汰；2016年亚青赛，中国队1平2负，未能晋级淘汰赛； 2016年亚青赛（里约奥运会预选赛），傅波执教的国奥队三战全败，排名小组垫底。
至于时隔15年再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决赛圈的中国男足，就不必多言了，虽然10场重量级比赛的成绩喜人，但无论是主客场对阵中国香港，还是12强赛对阵韩国、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叙利亚，我们的表现都少有亮眼。
或许，正是在金钱和成绩如此鲜明的对比下，上层领导决定加速中国足球改革，让更多年轻球员有踢球机会，同时限制“淘金泡沫”的进一步扩大。
去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负责人对媒体表示，“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近期房地产、酒店、影院、娱乐、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境外投资动向；
12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近期足球领域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期中超高薪引进外援等话题持续受到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对此高度重视。体育总局希望各俱乐部着眼长远，结合实际情况引进合适的外援，提高竞技水平。同时，俱乐部要更加注重本土球员的培养和提高。引援工作要适应中国足球的发展阶段，不能盲目高投入。希望投资者和俱乐部理性投资，着眼长远发展，注重青训和梯队建设，推动中国足球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周后，又一期《问答》正式发布。 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要用好规则和政策杠杆，鼓励本土球员长期培养。比如，通过调整联赛积分计算方式，引导俱乐部增加本土球员的使用。在具体比赛中，可以通过微调得分方式，鼓励本土球员在比赛中发挥更积极、更大的作用。还可以利用政策杠杆，借鉴一些国家成功的做法，增加本土年轻球员的出场机会。比如，规定每场比赛大名单或首发阵容中必须有1-2名21岁以下(或22、23岁)的球员。”此外，“要以打造百年俱乐部为目标，加强俱乐部的规范运作。对俱乐部购买球员和球员工资支出设定上限，抑制不合理投入，研究制定从足球发展基金中收取一定比例用于俱乐部建设等措施。”俱乐部超额投入签约资金用于青训，严厉打击签约费、阴阳合同等违规行为，违规发放、索要签约费的俱乐部、球员、经纪人等将受到严肃处理。”
现在，无论是中国足协推出的“3外援、U23新政”，还是所谓的“18天规则”，都是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建议实施的。据《体育周刊》报道，“18天规则”是足协针对各俱乐部管理乱象推出的“严厉打击政策”，包括“严厉打击俱乐部与球员的阴阳合同，严禁欺诈；严禁以任何形式向球员支付天价地下签约费；严控天价转会费和天价年薪，研究工资帽；在基地、梯队、青训建设方面，2018年12月31日前必须达到中国足协的要求；严控俱乐部财务，所有交易必须在中国足协控制的财务账户上进行，杜绝幕后交易等。”
对于近两年经历“淘金泡沫”的中国足球来说，这样的管理措施的确势在必行。当然，相比于仍需不断推进的“天条”，新外援政策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日前，在接受天津体育频道采访时，天津权健总经理束昱辉遗憾地表示：“关于迭戈·科斯塔和卡瓦尼的消息都是真的，我们不但给出了报价，还就转会进行了深入的谈判，我和门德斯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我们原本要签下法尔考和希门尼斯，合同都准备好了，就要签字了，但足协出台的新政策，迫使我们改变了决定。”
踩刹车的不止天津权健一家，这几天，上海上港、河北华夏幸福也纷纷开始外租外援，试图适应新政策下的新形势。原本苦苦寻找第五名外援的北京国安也化险为夷，将重心从外援转移到了国内球员。
经过两年的疯狂外援引进，或许中超的海外资金泡沫会暂时停滞甚至萎缩。但由于“户口本”的珍贵，优秀球员的稀缺，国内一线球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转会身价仍将居高不下。或许，正如范志毅所说，再过几年，中国U23球员的身价也会突破亿元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