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与经济崛起，中国粉丝研究现状及理论错位原因分析
21世纪以来，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的异军突起，成为当代中国娱乐文化产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达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截至2021年12月，CNKI文献库以“粉丝”、“文化”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检索到4025条中文结果。然而，中国学术界多年来一直将明星粉丝与媒体粉丝混为一谈，并利用英美媒体粉丝理论来研究本土明星粉丝现象，从而导致了明星粉丝最为突出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它从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粉丝研究的早期历史，分析了这种理论误区的原因，然后讨论了战略性区分名人粉丝和媒体粉丝的学术价值，最后从真实偶像和虚拟偶像的异同入手。它解释了名人粉丝所需要的情感敏感性。总之，只有区分不同类型的粉丝城市，才能深入推进中国粉丝文化的研究。
1. 引进理论与本土现象的脱节
正如“粉丝”一词因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而流行一样，中国粉丝作为一种文化的研究也从超级女声粉丝的讨论开始。此前，学术界对粉丝现象的关注大多局限于青少年的偶像崇拜问题。 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张强在其博士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研究——以虚拟社区中的追星族为例》中首次系统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as an ”（张强沿袭了台湾学界的翻译方法（译为“粉丝研究”）和受众研究理论，以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为例，分析了中国网络粉丝群体的特征。 2009年，本土扇子研究迎来第一个高潮，陶东风、杨凌主编的《扇子文化读本》出版，书中收录了亨利·詹金斯、马特·希尔斯、桑德沃斯等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品。 ，很快成为国内粉丝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2009年7月，发表了两篇重要期刊文章：陶东风的《粉丝文化研究：阅读接受理论的新延伸》阐明了文化的起源。研究和媒体粉丝研究，并介绍了受众研究从包容/抵制范式向奇观/表演范式的转变；蔡奇的《互联网与粉丝文化发展》分析了中国粉丝社区的参与文化、粉丝组织中的权力结构以及粉丝社区形成的想象社区。同年还涌现了两篇博士论文：邓维嘉的《活跃粉丝：媒体使用中的身份建构——以《伊甸园美剧论坛》为例的中美剧网络粉丝群体研究》和杨凌的《女超人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 2007年至2009年涌现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近15年来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基本格局。研究人员大部分来自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文学院。他们要么接受过传播学培训足球明星同人文，要么具有文化研究背景。他们普遍关注文化消费、身份认同、网络粉丝社区等问题，并大量使用英语学术界的“狭义”。 ” 范研究提供的理论资源。
然而，英国和美国媒体粉丝研究的兴起，是以从一开始就回避名人及其粉丝为代价的。英国学者马克·达菲特指出，主流粉丝研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边缘化对名人关注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明星粉丝一度引起英美圈的关注。例如，美国人类学家约翰·考西在其专着《想象的社会世界》（1984）中提出，对名人的幻想是正常人和异常人共有的实践。然而，由于名人粉丝总是与“唯我主义幻想和名人跟踪”等令人反感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詹金斯选择将重点放在科幻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的粉丝身上，塑造一个富有创造力和抵抗力的角色。媒体粉丝形象为粉丝文化研究确立了新的方向。从那时起，名人就成为粉丝研究中缺失甚至被压抑的一个方面。
这种压制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英美粉丝文化的研究自动等同于对媒体粉丝城市的研究。研究的经典著作大多聚焦于媒体粉丝城市。近年来出版的粉丝研究指南书籍，如《劳特利奇媒体粉丝城市指南》和Wiley-的《媒体粉丝城市与粉丝研究指南》，甚至在书名中直接注明“媒体粉丝城市”。目前正在出版粉丝文化研究系列，如英国出版社的《粉丝现象》系列、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社的《粉丝研究》系列、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社的《跨媒体：参与式文化与媒体》系列等。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融合》系列图书无一例外地侧重于传媒迷的研究。然而，荷兰学者Linda Duits等人主编的《阿什盖特粉丝文化研究指南》以流行音乐迷和足球迷为对象，收录了许多关于名人/名人粉丝及其负面粉丝的文章。 。
忽视名人及其粉丝的另一个表现是缺乏对真正名人的研究。在西方，学者和粉丝对基于真人的同人小说都保持着“一定的沉默甚至尴尬”。这种沉默在2014年出版的《同人小说研究读本》中可见一斑。此前，英语世界还没有以“读本”名义出版过任何同人文化研究著作。粉丝人文研究能够以读本的形式发表，足以证明该领域在粉丝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部经典文献集将研究范围限制在“源自西方媒体文本的变革性书面作品”，这意味着它不包括基于名人的同人小说。不仅学术界刻意回避名人同人小说，一些粉丝也拒绝这种类型。大型同人小说网站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用户发布名人同人小说，尽管这一规定无法强制执行。
名人研究、流行音乐研究、受众心理研究等涉及名人的研究领域，由于学科传统，很少能接触到名人的粉丝。例如，著名名人研究学者马歇尔（P. David）和雷蒙德（Sean）在2016年出版了他们共同主编的《名人指南》一书。这本书雄心勃勃地旨在展示“一个人的成熟”。 《学院内的研究领域》，由八个部分组成，共27篇论文，但只有两部分：“名人体现”（）和“名人身份”，每篇都有一篇专门献给名人粉丝的文章。相反，学者杰弗里斯（）和徐健在讨论中国名人研究的发展方向时，明确将“名人与粉丝和反粉丝等不同受众之间关系的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
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选秀基因”，让这个领域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追星者格外感兴趣。 2014年后，一些娱乐明星粉丝社区开始受到互联网流量经济的渗透和胁迫，形成了以数据收集、排名、评论掌控、打黑运营等日常运营为中心的“粉丝圈”文化。由于粉丝圈的高度组织化，不仅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在学术界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然而，目前只有少数学者认识到不同类型粉丝城市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媒体粉丝城市和名人粉丝城市之间的差异，例如胡岑岑和尹依依的文章。为了推动中国粉丝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明星粉丝和媒体粉丝进行战略区分。毕竟，用媒体粉丝研究的理论框架来观察名人粉丝或多或少是有失偏颇的。
2.明星粉丝和媒体粉丝的区别
广义的明星粉丝，对各类立体真人感兴趣，包括影视明星、流行歌手、歌舞偶像、体育明星、政坛名人、商界精英、文化名人、社会英雄模特、网络人物等。然而追星者通常关注的是娱乐明星，所以本文主要讨论这一类明星粉丝。媒体迷是那些对二维物体（例如文本或虚拟角色）感兴趣的人。围绕小说、动漫、游戏、影视剧形成的粉丝都属于媒体粉丝。区分明星粉丝城市和媒体粉丝城市，首先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粉丝城市之间的界限和壁垒，以及特定粉丝城市的文化习俗跨国迁移时可能产生的冲突。
近年来，网络文学圈、游戏圈、体育圈、电竞圈等圈子的非明星粉丝相继经历了所谓的“粉丝圈”转型。有些粉丝不仅喜爱网络文章、游戏作品或体育运动，还热衷于追求网络文章作者、游戏角色或运动员。他们为了支持和维护自己的偶像，将安利、批评、赌注、斗殴等粉丝行为移植到自己的粉丝城中，扰乱了粉丝城原有的游戏规则，让粉丝城的传统观众感到不舒服、不舒服。 。恐慌。
然而，正如“粉丝圈”一词所表明的那样，不同粉丝城市之间既有分界，也有交集。 2014年不仅见证了饭圈的崛起，也是国内IP开发热潮的开始。随着IP内容的跨媒体流动，原本属于不同粉丝城市的粉丝也因为同一个IP而聚集在一起。热门网络IP改编的电视剧如果改编得当，会吸引原著粉、剧粉、演员粉，形成“立体共鸣”。同时，这三种不同类型粉丝的身份转换和叠加也会发生。剧迷可能成为演员粉、原著粉，原著粉也可能成为剧粉、演员粉，从而扩大IP粉丝基础，增加粉丝粘性。强调明星粉丝和媒体粉丝的区别，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本土粉丝文化的发展历程和重要节点。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吕鹏和张远将2005年的《超级女声》节目视为“我国追星文化的开端”，因为有组织的粉丝应援是从这档节目开始的。肖春风提出了饭圈1.0和2.0的术语。她将“以大众媒体为追星媒介”的粉丝群体称为“饭圈1.0”，将“千禧一代以新媒体作为追星媒介”的粉丝群体统称为“饭圈2.0”。胡岑岑根据明星粉丝的组织化程度，将粉丝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80、90年代的追星期、2005年开始的超女粉丝期、2014年以后的粉丝期。长江和朱思磊基于政治和技术两大因素，将1949年以后的粉丝文化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英雄崇拜期、追星期、选秀期和同人圈期。
粉丝的支持并不是从才艺表演开始的。早在90年代初，港台明星的内地粉丝团就已经开始集体去机场接明星、入住明星下榻的酒店、给明星送礼物。媒体技术的变化确实改变了粉丝文化的面貌，但这种变化对不同类型粉丝城市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对于明星粉丝而言，媒体技术的升级改变了粉丝接近明星的方式以及明星与粉丝关系中的权力分配。如果从追星平台和明星粉丝关系的双重角度审视，21世纪的中国明星粉丝至少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首先，百度贴吧时期，粉丝不仅有了与明星的线上交流渠道，还开始介入明星的演艺事业，从追星走向造星，从消费者走向“产消者”（）。由于贴吧作为兴趣群体聚集地的性质，这一时期的明星粉丝大多“因自身可爱而被封闭”，与主流社会保持着“一定距离”。其次是新浪微博时代。 2014年，新浪微博赢得微博市场大战，并更名为“微博”。同年推出“明星势力榜”足球明星同人文，后来成为粉丝投资的重要榜单。饭圈的本质是微博“养活”的明星粉丝圈。大多数粉丝圈操作都是为了响应微博产品的功能。 “用流量换资源”的饭圈逻辑的流行，也离不开微博平台的诱导。虽然粉丝圈的支持对于处于起步阶段或事业上升期的明星来说有着重要作用，但难以掌控的粉丝圈很可能成为艺人的负资产。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上粉丝圈子的有组织行为，也挤压了非粉丝网民的舆论空间，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当然，明星粉丝和媒体粉丝也有一些类似的粉丝做法。然而，这些做法的利害关系并不相同。以粉丝创作为例。无论是明星粉丝还是媒体粉丝，都会生产和消费大量的粉丝产品，而且相当一部分粉丝创作都是基于同性CP的情感纠葛。但两者所面临的创作动机和法律伦理风险却存在显着差异。媒体粉丝的同人创作大多源于痴迷和无奈，即粉丝对源文本深有喜爱却又“不适应”。明星粉丝的粉丝创作主要是为了加强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情感联系，增加“明星形象在粉丝心中的弹性和张力”。名人同人小说的作者不仅写名人，还写他们自己。这些作者要么将个人生活经历融入创作中，激发社区成员的情感共鸣，要么在文章中加入粉丝角色，反思粉丝与名人之间的关系。一些创作者还会用Real Slash（RPS）来探索极端的人性和破碎的情感，展现“内心不被主流接受的阴暗面”。这种“不道德”的冲动也导致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同人小说被主流粉丝拒绝。
张凯旋认为，明星粉丝与CP粉的冲突焦点在于CP粉话语的“内容、形式、场所”。换句话说，魏粉真正反感的是CP粉打造的明星人格（比如女性化男明星），他们在拍CP的过程中的“推挤”行为（没有平等对待两个明星），以及“跳舞太多”违反了“为自己可爱圈地，不打扰正主”的圈规。张明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RPS可能会被用来攻击名人的性取向。这种情况使得RPS的创建面临着严峻的道德压力。 RPS爱好者不断遭受污名化，他们的文化习俗也充满矛盾。
在媒体粉丝之都，虽然也会出现角色专属粉丝与CP粉之间、官方CP粉丝与同性CP粉丝之间、异性CP粉丝与同性CP粉丝之间的纷争，大多数媒体粉丝认为，粉丝对角色的喜爱和幻想是自由平等的，只要不贬低别人的喜好。媒体粉丝之间也存在关于创作伦理的争议，比如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纸片人有人权吗”的讨论。一些消费者认为，创作者应该尊重角色，不能随意改变角色的意识和性格，更不能恶意伤害、侮辱角色。然而，关于角色权利的争论显然不能与关于明星权利的讨论相比。名人的名誉权真正受到法律保护，而媒体人物只是创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寄托。正如不少网友指出的那样，纸质人物只有版权，没有人权。
3.明星粉丝的情感敏感度
正如前面所说，明星粉丝和媒体粉丝的根本区别在于喜好。前者更喜欢三维真人，而后者则更喜欢二维媒体文本或人物。然而，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偶像的出现，不仅模糊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也让真实名人与虚拟形象的区别变得微妙。真实的明星/偶像和虚拟偶像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依靠特定的性格来吸引粉丝，都能为粉丝提供陪伴感和亲密感，都是粉丝投射个人欲望和幻想的载体。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W.）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偶像实际上是“具有非常真实的效果/情感的虚构作品”。与有才华或道德缺陷的真实偶像相比，虚拟偶像“无限接近理想和完美”，能够更好地基于互联网“提供多场景陪伴”。粉丝对虚拟偶像也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控制力。他们是真正的“偶像制作者”，赋予虚拟偶像灵魂和情感。最重要的是，虚拟偶像比真实偶像更稳定、更安全、更可靠，永远不存在“崩盘”的风险。如今，娱乐圈中高人气的虚拟偶像的地位几乎已经与流量明星平起平坐。
种种迹象表明，一些粉丝已经打破了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的“次元墙”。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喜欢二维虚拟角色一样喜欢真正的名人，将名人视为“一组角色/叙述”。国内偶像行业也催生了一批“角色粉”。这些粉丝只关注偶像的性格，并不关心他们的真实性格。有些人喜欢虚拟角色就像喜欢真人一样。然而，目前虚拟偶像的粉丝主要是“二次元书呆子”，相当一部分真实明星的粉丝对虚拟偶像没有兴趣。即使有些粉丝既喜欢真人又喜欢虚拟角色，但他们喜欢的方式也不同。真实名人的粉丝需要将他们理想化，而虚拟人物的粉丝则需要将他们世俗化。我们也许能够使用情感敏感性的概念来解释这种有趣的区别。
1992年，《这个房间里有粉丝吗？》 ——美国文化理论家克罗斯伯格在《凡度的情感敏感性》一文中认为，我们不应该评判文化形式的本质（如高雅文本还是通俗文本）或受众的特征（如被动观众或被动观众）。活跃受众）来定义粉丝，而是需要检查文本形式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感性”，即“一种特定的参与形式（）或运作方式”。普通消费者的情感围绕着快乐的产生而运作。他们参与流行文化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和产品提供娱乐和愉悦。粉丝的情感在影响（）或情感的范围内运作。情绪与生活感受（）密切相关。这种感觉是私人的，很难与他人分享，但它不是主观的，仍然是社会构建的文化效应。情感对粉丝具有增强作用。它可以制作引导粉丝“投资/世界”的“地图”，帮助他们确立各种行为、做法和身份的定位，找到生存的能量和活力。对自我实现的热情。
在笔者看来，明星粉丝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感性：对明星外表的审美感性、对幸福等积极情绪的感性、对追星过程中矛盾和风险的包容度。
1、“追星女孩的本质就是脸。”
明星粉丝对人的五官、表情极为敏感，能从“盛世美颜”中获得强烈的精神愉悦和情感共鸣。这种对美的追求并不是浅薄空虚的表现，而是人性的结果。研究表明，当14至151岁的婴儿看到好看和难看的女性面孔时，婴儿会盯着好看的面孔看更长时间。也就是说，尚未受过教育的新生儿就已经具备了感知和辨别面部特征的能力。出众的颜值一直是娱乐明星的首要条件，也是他们魅力的重要来源（）。然而粉丝对美的定义因人而异，经常出现“A如蜜，B如砒霜”的情况。作品、人物、CP等滤镜的加持，也会让粉丝“情人眼里出西施”。正如“始于颜值、痴于才华、终于性格”的追星说法所揭示的那样，明星的美貌只是吸引观众了解他们的才华、经历和性格的“诱饵”。但不可否认的是，出众且有辨识度的外表始终是明星吸引和留住粉丝的有效手段。
2.“追星让我快乐”
追求快乐是粉丝追星最根本的动力。粉丝可以通过浏览明星信息、欣赏明星作品、参与粉丝社区活动来获得快乐。对于很多面临学业、工作或家庭压力的女粉丝来说，追星是她们保持身心舒适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追星可以让粉丝感到幸福。这种快乐的心理状态“可以是持续稳定的情感体验，也可以是瞬间的愉悦感受”。粉丝的幸福来自于“审美层面的愉悦和放松”、“娱乐层面的娱乐和满足”、“压力释放层面的补偿和宣泄”。
美国心理学家、情绪研究先驱汤姆金斯（）认为，人类情绪生活的总体目标之一是最大化积极情绪。这个目标看似简单，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联系起来，相信极度的快乐会导致悲伤；同时，我们也会把那些孜孜不倦地追求幸福的人视为享乐主义者和自恋者，并相信他们的追求注定是失败的，是他们的结局。也会是悲剧的。面对当下的社会压力，追星族追求幸福或许是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但正如克罗斯伯格所说：“粉丝对某些实践和文本的投入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 “，至少有可能是一个充满乐观、灵感和激情的地方”，而这些情绪是改变一个人生活环境的“必要条件”。
3.《清醒的沉没》
名人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矛盾的存在。他们是象征性的商品，却是身体脆弱的真实的人；他们“真实而真诚，又梦幻而理想”；他们是遥远的陌生人，也是无处不在的媒体形象；他们缺乏制度性权力，但也享有巨大的财富和声望。关于追星族的许多争议大多源于名人地位的矛盾本质。例如，明星粉丝经常被指责“盲目追星”，在明星身上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之所以有这样的指责，很简单，公众将明星视为无关紧要的陌生人，而粉丝则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模式”，将没有血缘关系、缺乏真实接触的明星视为亲人或亲密朋友。 。
成为明星粉丝，必须有能力处理明星现象中的诸多矛盾，并将情感与理性调整到适当的比例。吴蔚华在考察“女友粉”时表示：女友粉与明星的关系是“明知是假却努力不顾自己安危，明知得不到却依然沉溺其中”。这种“清醒沉沦”的状态，其实也适用于大多数明星粉丝。不能把粉丝都视为娱乐圈的白痴受害者或者粉丝圈的“PUA”。他们也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在现有条件下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就连备受嘲笑的“女性数据工作者”也在“自觉地被剥削”。他们深知互联网资本的挤压制度，但由于缺乏“主动性和选择权”，只能顺着资本的逻辑来维持粉丝圈的追星游戏。
真正有血有肉的明星，注定是多面的。即使经过娱乐公司的包装和培养，他们也不可能像虚拟偶像那样完美。粉丝需要了解人性的弱点，才能保持对偶像的信任。真实偶像和虚拟偶像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粉丝有机会在线下与真实偶像互动，但这种互动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有些粉丝会因为真人与幻想不符而掉粉，而有些粉丝会因为亲身体验真人魅力而变得更加忠诚。演艺明星的事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一些致力于推动偶像事业发展的“事业粉”往往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然而，相当一部分明星粉丝（尤其是偶像长大的粉丝）享受的却是偶像周围的未知感。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偶像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才促使粉丝对偶像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期待，让粉丝对偶像的每一项成就都感到惊讶和满足。相应地，当偶像人格崩溃或者事业遭遇挫折时，粉丝也会感受到强烈的失望和痛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星就是一个情感蹦极的过程。粉丝会经历兴奋、幸福、狂喜、怨恨、厌恶、悲伤、失望、疲倦、冷漠等各种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或享受的。高强度的情感实验/体验。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追星体质”，都能把追星当成长期的个人爱好。
当然，粉丝强烈的情感投入也并非没有副作用。有些粉丝会与偶像形成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情感利益共同体。只有偶像不断成功，粉丝才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梦想。在这种共生关系中，粉丝就像溺爱的父母一样，将偶像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上，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偶像的事业，即使这种支持在“路人”眼中是不合理的。比如，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学生粉丝，宁愿贷款或者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帮助偶像“增加销量”。因为粉丝将偶像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当偶像受到攻击时，粉丝会像自己受到攻击一样感到愤怒和沮丧，并可能做出过度反应。极少数粉丝会因为对偶像的过度迷恋而成为所谓的“私生粉丝”，放弃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去跟踪、窥探自己的偶像。然而，过去20年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即使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中，非理性粉丝的比例也很低。极少数出现心理行为偏差的粉丝，可能先遭受了心理创伤。出于本能，他们开始以更极端的方式追逐星星，而星星成为他们与世界的唯一联系。当我们从情感敏感性的角度研究名人粉丝时，粉丝强烈的情感投资引起的负面问题自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结论
2021年6月，中国中央网络空间管理局（ Cyberspace ）发起了“ ·'Rice 'Chaos“ Chaos ”的特殊行动。赖斯圈问题第一次被视为与“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甚至民族治理”有关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随着狂热文化的纠正，中国的粉丝研究似乎已经达到了分水岭。现在是时候反思过去十年中这个研究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了。
首先，我们不能再忽略不同粉丝城市之间的差异，我们再也无法使用媒体粉丝城理论来解释名人粉丝城市现象。区分名流的粉丝和媒体迷的目的不是将两个人视为独特的营地 - 鉴于许多粉丝同时混合了多个名人和媒体迷，两者之间的边界可能永远不会被阐明 - 而是揭示不同类型的界限粉丝的粉丝情感和实践具有不同的特征，以便为每种粉丝的研究找到更合适的理论资源。强调名人粉丝城市的独特性不是放弃媒体粉丝城市理论，而是调整研究框架，并更好地了解当地名人粉丝城市中杰出的问题。许多学者所忽略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名人粉丝。只有具有特定情感敏感性的人可能才能成为名人粉丝。对于那些没有明星追逐经验来同情明星粉丝的人来说，这基本上很难。
其次，目前对名人粉丝的研究倾向于专注于十几岁的女粉丝或“狂热女孩”足球明星同人文，将星星追逐为青少年偶像崇拜或“女孩力量”的表达。这些年轻的女粉丝无疑是互联网明星粉丝中最明显的群体，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那些长期以来一直“看不见”的粉丝，例如男粉丝，来自弱势阶层的粉丝，以及中年和老年农村女粉丝。明星对这些群体意味着什么。应该指出的是，粉丝圈只是进入特定历史阶段的名人粉丝的产物，而不是全部。由于他们遵循的名人的类型和成就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名人粉丝城市的文化实践也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某些粉丝来说，明星追逐可能只是“逃避日常生活”和“短暂而特殊的生活之旅”。但是，许多粉丝将融入追逐日常生活的星星，并成为一种持续多年的爱好。
最后，除了研究粉丝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外，我们还需要探索他们的感觉。本文对名人粉丝的情感情感的讨论是粉丝文化研究中的“情感转变”的尝试。正如周·伊金（Yijin）指出的那样：“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是所有活动和行动的起点。但是，当前的相关研究几乎使粉丝的核心情感生活与讨论相距甚远，并更多地关注粉丝及其他们的特定行动影响。 ”。这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始于对英国和美国媒体迷的研究。由于媒体和学术界经常将粉丝描绘成“痴迷于个人和/或歇斯底里的狂热者”，为了避免病理学的粉丝，詹金斯等学者有意将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粉丝社区的文化实践上，而不是个人粉丝。心理和情感。但是，克罗斯伯格的“房间里有球迷吗？” - - “ Fandu的情感敏感性”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粉丝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篇粉丝研究论文于同年与詹金斯的“文字偷猎者”发表，也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的先驱。从情感上的敏感性及其带来的道德问题开始，可能会使我们对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未来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并产生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与名人粉丝的现有条件更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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